重看后疫情时期的日本对华投资战略:“新冷战”下日本企业成功要诀

2020/9/6    德地立人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中信证券国际董事长。Asia-Pacific Initiative高级研究员。

 | 陆健欢



从中美贸易战争开始,国家为了地缘政治学目的而使用经济手段的“地缘经济学”时代拉开序幕。
 
在新冠危机下看不清前路的重重迷雾中,独立国际智库Asia-Pacific Initiative(API)的专家很快发现了新冠疫情后的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新潮流的动向。他们对这种动向的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上的重要性进行了考察,下面将对其对于日本国家利益和战略的意义展开论述。
 

“新冷战”带来的中日关系双重构造




去年3月,同席参加北京《财新》(独立主流媒体集团)顾问会议的美国原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发言:“中美两国都有着大国的尊严,双方都不会爽快地听取第三方意见。我很担心今后中美摩擦将会恶化。”他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
 
贸易协议的风波始于美国政府对中国通信设备大企华为的排斥,再到后来的新冠疫情,在病毒危机管理责任问题和香港、台湾问题等中国“核心利益”的地缘政治学领域,两国对立已成为既定事实,萨默斯的担忧成为了现实。可以说世界突然进入了以中美对立为轴心的“新冷战”局面。
 
“新冷战”的本质,是中国“要实现亚洲安全保障体制的确立以及世界影响力的渗透”,而美国将其视为“对世界秩序的挑战”(白宫《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因此,军事实力和作为其基石的科技实力成为对立核心,并且这种对立将可能长期持续。
 
2016年3月,美国商务部公布将中国的中兴公司列为“实体清单”的管制对象,随后,华为等可能和军队有关的中国企业也都接连被列入实体清单。至此,中美高科技脱钩已成为现实。因为和管制有关的所有企业都成了实体清单对象,实体清单的影响广泛波及到日本等各发达国家,各个国家都不得不重新重新考虑同中国的商业活动合作。
 
未来,对华贸易和投资该何去何从?21世纪初期,以中国加入WTO为机,世界经济全球化开始加速,全球贸易额从约6.4万亿美元(2001年)增长至三倍多,达到约19.2万亿美元(2018年),以中国为核心的供应链网络在世界规模得以构建。
 
自然,日本从中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通过从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中反省,“重新审视全球化之论”在日本也很热烈。然而要想在短期内改变世界规模的供应链网络,这是不现实的。我们必须要应对的,是以5G等高科技为中心的中美脱钩这一“新现实”,而不是放弃14亿人的庞大市场。这一点,欧美也是一样的。
 
这样看来,“新冷战”下的中日关系,在中美对立的基础上,可以预想到将会是“紧张地缘政治关系”和“经济相互补充关系”长期共存的局面。今后的日本企业,需要具有在这种乍看之下矛盾的双重构造中生存下去的智慧和能力。

中国还有成长机会




从发展迅速的少子老龄化、企业和地方政府巨额负债、严峻的社会差距等国内结构性问题和外部环境来看,中国经济的未来不容乐观。不过,中国政府在暂时控制新冠疫情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给出刺激经济政策,使得经济得以恢复这一点,是比各个主要国家都要快的。
 
此外,在城市化、产业+网络、互联网社会建设的进程中,中国的新基建、消费、服务需求都在高储蓄率的支持下得到巨大成长,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14亿人的庞大信息被收集为大数据,并由人工智能进行分析,由此诞生了很多新的的商业,这一点也毫无疑问。如果不加入这样庞大的中国市场,日本企业的的未来是没有可能性的。
 
不仅是电子、机器等制造业,健康、看护、医疗、旅游等服务业,食品、饮料、化妆等消费产业,以及金融业中的保险、证券,还有还有环保相关企业,日本企业在很多领域都还有非常充足的成长空间。
 
即便在信息通信、软件、文化等信息产业,只要遵守实体清单规则,不是可转为军用的高端制品和技术,日本企业就具有可能性。与此相比,更大的问题是日本企业对自身强项的认识,即是否具备运用自身优势在中国商业活动中胜出的能力的问题。
 
中国存在的风险主要分为四种:

1.地缘政治风险;
2.国家以地缘政治为目的使用经济手段的地缘经济风险;
3.与政府产业政策、税制相关的政策风险;
4.与商品、技术、财务、顾客、人事、网络等公司管理有关的管理风险。
 
“新冷战”之下重要的应该是应对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的风险。
 
应对地缘政治风险,“底线”很重要。这意味着,万一战斗被点燃,日本企业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中国业务陷入无法运转的局面时,日本公司能搞定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一,有当下正在热议的“回归日本”,还有“中国+1”(将生产点分散至中国以外地区)、“地产地消”(只生产能在产地消费的产品)等战略可供选择。
 
通过反思新冠疫情,日本应该修正医疗、粮食、能源等战略物资过度依赖海外且集中于某一极的现状。这其中也需要政府给出一些支援措施。补充一点,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激化以来,以电力、电子机器产业为中心,从中国转移至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开始增多,但急剧增加的其实是中国民间企业。在中国政府对于外资向海外转移很敏感的情况之下,虽然现实有些讽刺,但为了生存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日本和韩国企业因为人工费高涨,从数年前已经开始了修正过于集中于中国的动向。现在引人注目的是,无论从什么角度说,都是向华为等企业提供芯片的台积电、鸿海等台湾高科技大企正在撤离中国大陆。当其完成向美国转移或回归台湾的行动之后,中美高科技脱钩将完全确定。
 
应对地缘经济风险重要的是,第一,严格遵守令人想起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美国实体清单规则。1980年代发生的“东芝违反巴黎统筹委员会事件”之类的事,很容易给企业造成致命伤。
 
第二,作为战略而言要贯彻“政经分离”原则。“政经分离”,是指“企业以经济活动为中心,和敏感的政治问题保持距离”。“政经分离”虽然不能使独立企业完全规避地缘经济风险,但起码不会给人以口实。
 
最后,应对风险尤为重要的是,尽可能地具体对每一项内容进行“风险评估”,不懈怠在变局中采取“动态”的应对方式。此外,培养和任用当地人才也非常重要,这一点是无需多言的。

需提升组织和领导能力




日本企业要在中国成功,说到底根本在于“能否持续为中国消费者以合理的价格提供他们想要的产品或服务”。
 
“新冷战”下要使之成为可能,日本企业需要毫不松懈地提升组织和领导能力。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1.迅速获取正确信息并进行分析的能力;
2.同政府、产业、顾客建立牢固且可信任的人脉关系;
3.有效利用公司内外的专家;
4.能够应对紧急情况的组织架构;
5.向中国学习的谦虚态度等。
 
在中国取得成功的日本企业典范是丰田汽车。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后,丰田便积极地展开了在中国的业务。不过,其努力并未如愿获得结果。其中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近十年来丰田在中国的业务实现了巨大转变,现在每年销售数达到162.7万辆(2019年),超过了日本市场的业绩。
 
丰田是在华外资汽车企业中的第二位(第一为大众),但其销售增长率在近几年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今年5月于全年同月相比增长20%,达到16.63万辆,新冠疫情控制后仍然表现良好。丰田成功原因有“明确的世界战略中的中国战略”、“先见性与执行能力”、“永远的危机感”、踏实“培养丰田粉”,以及“持续为顾客提供他们想要的汽车的能力”,不过前述的“提升能力”是其坚实基础。
 
最后,无论怎么说,领导者率先执行就是走向成功的钥匙。丰田虽然是巨大的企业,但也常常进行着变革。

未来日本的作用




战后,在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轴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中,日本经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随着全球化加速和中国的抬头,“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不得不对于新的变化作出反应。遗憾的是,以中美对立为核心的“新冷战”正在激化国际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催生了混乱而无秩序的氛围。在这样的局势中,日本的作用是什么?
 
API理事长船桥洋一强调,“促使基于国际合作和规则的多边国际秩序生根的‘牧羊人’角色(领航员)”可能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2017年,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日本一边保持同其他十个国家的合作,一边排除万难建立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随后,在2018年经历了艰难的谈判之后,日本和欧洲又签订了《日欧经济合作协定》。
 
这些协定在当下的世界,因为取消关税政策而具有最高的贸易自由度,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投资规则上是最为严格的综合性经济合作协定。日本领导实现的这些成果受到了很多国家的赞赏。可以说CPTPP和日欧经济合作协定将会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带来新的方向。
 
不过,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只有加入中美两个大国才算完成。而这重任,即“规则之上的新国际秩序”的牧羊人角色,日本能够持续承担好吗?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只是日本政治,日本企业的领导者也将会是日本实力接受检验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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