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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菲 《凤凰周刊》编辑部副主任

中国刚刚举办的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为改革开放做出杰出贡献的10名国际友人中，有两位日本人——松下幸之助和大平正芳。今年松下成立100周年，专门在北京设立了一个纪念馆，展示了很多当时日方帮助中国的资料。

今年8月底，我在东京采访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的时候，他专门回忆了这段往事：

1978年邓小平在参观了松下的茨木电视工厂后，提出请求希望松下能够助力中国发展。当时松下幸之助的一位部下表达担心说：“如果这么帮中国，中国成了竞争对手那就不妙了。”松下幸之助却说：“不，我要尽我所能去援助。邻居变强大了是好事。”

福田先生说，正因为邓小平先生毫无顾忌说出了请求，加上日方的真心帮助，才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征程。

2018年恰是三个时间节点的交汇：改革开放40周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以及明治维新150周年。这三个时间点，都与“改革”和“开放”这两个词密切相关。而凤凰周刊杂志社的两组重磅报道分别为《未完的革命：明治维新150周年》和《新时代的中日联动》，也是呼应改革开放的主题。

  2018年8月，我们沿着明治维新的演变路径，实地走访了它的起源之地——从鹿儿岛、山口县的下关和萩市，最后到东京，回望日本开放崛起的轨迹。我们从中国读者感兴趣的视角来回溯日本当年的这场变革，对比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异同，以及在历史激变的潮流中两国关系的沉浮。

明治维新可以看做日本150年前的一次改革开放。它的核心价值有两个：服从规则、融入世界。这点放在当下的中国仍是有镜鉴作用的。

在山口县（曾经的长州藩），他们主要宣扬明治维新成功的一面。就好比安倍首相在今年11月23日演讲中说的那样。不过相比于强调历史，对于“萨长土肥”（当年讨伐幕府的四大重藩）这几个县来说，更期待利用150周年的噱头来吸引游客，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

山口县下关市，中国人知道它是因为这里是当初签订《马关条约》的地方，但令我惊讶的是，当地的萧条和极度的老龄化。我们抵达的时候恰逢盂兰盆节，安倍首相回老家祭祖，他在当地做了一场演讲。那时他还没正式宣布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不久后，他在鹿儿岛宣布参选。

下关当地的出租车司机抱怨说，虽然山口县走出了那么多个首相，但其实安倍根本不了解家乡的情况。只不过是利用老家来维持选票罢了。然而，一位出身京都的外交官则告诉我，山口县现在的衰败是因为自己的不努力，他们过去依靠中央的补助并不少。

令人唏嘘的是，我在山口县立美术馆观看长州藩13代藩主毛利敬亲的展览中，看到了宫内厅送给这次展览的一副狮子图。解说员说，这是当年毛利藩主送给明治天皇的礼物，那个时候天皇什么都没有。曾经富足的西南强藩，今日在日本却成为经济欠发达地区。

而因为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有赢家也有输家，不同地方的历史观也是不同的：京都去年刚纪念过“大政奉还150周年”，福岛和宫城迎来的是“戊辰战争150周年”。9月我在仙台还遇到一位东北大学的教授，他是武士的后代，提到明治维新直摇头，痛骂当时的维新志士。很多在东京的朋友则说，根本不记得今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

日本学者在评价明治维新时，多从“光”与“影”两部分来看：既看到建立宪法、文明开化、富国强兵、融入世界等属于“光”的部分；也不讳言殖民侵略、官商勾结、压迫劳工等属于“影”的部分。

与明治维新同时期的中国也处在国家命运的十字路口，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中日之间的差距日渐增大。但当日本进行自我反思的时候，中国却因近代屈辱史而反复质问自己：为什么日本行，中国就不行？

早在黑船来航之前，日本的改革就开始了。我们在萩市明伦馆看到了幕末明治时期日本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演进，当时日本各藩军队的发达程度让人惊讶。从内政结构到地缘政治环境，再到当时海运和国际贸易的影响，都造成中日国体的巨大格差。如果仅仅把双方的近代化过程做机械对比，恐怕会陷入上述迷思，难以正确看待中日近代史的发展脉络。

另外，一些中国人对于“攘夷”的理解也有狭隘之处。比如，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的攘夷路线实际上是一种“大攘夷”，是在充分了解外国的基础上，愿意与外国通商贸易，再以日本的方式超越对手，而非喊打喊杀的“小攘夷”路线。

谈到明治维新的启示时，萩市博物馆的主任学艺员道迫真吾说的话对我的触动较大。他说：“研究明治维新，是不断询问自己到底是什么人的过程。通过近代化的过程，大家拥有作为日本人的自立意识与日本的国家意识，不再根据出身决定职业，而是根据自由意志来寻找职业，决定自己的人生。”

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汤重南强调，明治维新是一个永恒的议题，需要不断探索、深挖，对其研究远远超过这一事件本身。每一代研究者都应起到不同的作用。

19世纪以来，中国数以万计的有识之士奔赴日本留学，从曾经的对手身上求取经验。虽然这一过程曾因战争等因素中断，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开始了向日本求知的步伐。

《新时代的中日联动》承接了明治维新的报道脉络，只是将时间从清朝转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由头是2018年10月日本首相时隔七年的访华。我们采访了两位前首相——福田康夫和细川护熙（书面），拜访了日本经团联、JICA和JETRO总部，以及长期来往于中日两国的各界人士。

其中关于日本对华援助40年的报道受到很大反响。此前在中国内地，很少有详细介绍日本对华援助整体脉络和个中内情的报道。

当然，我们同样没有忽略回暖背景之下中日之间仍然存在的隐忧——历史、安保等领域的分歧未解。但如论如何，今年中日关系的转变对整个东亚乃至亚太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战、美国不断挑起单边主义的背景之下。

对于中国的崛起，这些年来日本人的心理产生了变化。不少人说，心理收到冲击是从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开始的，但近几年似乎慢慢适应了，而且对于中国的新技术和互联网企业的出现也都保持积极的态度。

现今背景之下，接下来的一年可以关注中日领域的哪些新方向呢？

首先，中日第三方合作值得关注。我最近参加中韩经贸论坛，好几位韩国经济学者都提到，很羡慕现在中日合作的这股劲头。经团联的一位日本企业家说，中国有很多新兴经济，例如手机支付和共享经济，日本想要推进一个新的项目要花很多年，所以现在有日本企业会跟中方合作，在中国做试点，这样会更快地推进这些项目。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在具体推进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例如债务问题/法制问题/与当地政府的关系等，总是受到外界质疑，日本过去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不容忽视的是，据日方报道，在泰国的高速铁路项目遭遇阻碍，日本企业因为考虑到会亏损而不愿意投资，而日本政府也无法强迫企业。中日首脑会谈时达成了52项协议，未来这些项目能否良好推进，恐怕中方也需要更多从经济合理性来考虑。

其次，日本社会现在遭遇的诸多挑战都是中国未来将会遇到的，例如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这几年我去了不少日本地方城市，例如今年去的山口县萩市，还有岩手县大船渡市。后者是东日本大地震的重灾区之一。这两个城市人口都是5万左右，平时路上几乎一个人都没有。这两个城市的市长都跟我说，他们最担心的是年轻人不结婚的问题，甚至为此市政府给补贴举办各种相亲活动。山口县知事则说，中央政府可能无法干涉个人自由，不能说鼓励年轻人结婚，但我们作为地方政府，如果无视现在的问题，将来日本地方就全是老人了。其实在中国一线城市，这类问题也越来越明显了。

此外，2019年明仁天皇正式退位，平成年代将要结束。我感兴趣的是，平成时代对日本而言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日本社会是如何从工业时代过渡到后工业时代的，它得到的成果与它付出的代价。

我们总听人说，平成年代是不断失去的年代，人也变得越来越内向化。低欲望社会是形容当下的日本最常出现的词。但其实这30年来，日本出现了很多新技术和新创造，诺贝尔奖的得奖数量大家有目共睹。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新时代的日本会有哪些新变化？例如日本政府为了应对少子化，2018年12月8日通过扩大外劳法案，据说今后五年可以从亚洲吸纳34万名外劳。但真说到扩大移民，在日本又是个敏感话题。经合组织的报告，去年进入日本的外劳有40万人，但大多数都是日本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那么，这些新政策会不会给未来的日本社会带来冲击？

总而言之，2018年全年都在贸易阴霾和保守思潮的笼罩之下，期待未来中日之间的交往能成为一道光，给2019年的世界带来更多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