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在主流新闻界的地位不高，至少在中国如此，属于“庶出”。但体育报道却是国际化和本地化结合程度最高的领域，既与意识形态无关，又与政治息息相关。从体育报道的角度来看待中日关系，是一个有趣的角度。

体育中所体现的文化传播力其实比我们通常认为的大得多，也广得多。比如，“相扑”一词，出现在《文汇报》上，1939年迄今共194篇，《人民日报》1973年迄今114篇。相比同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浮世绘”，《文汇报》1939年迄今214篇，《人民日报》1955年迄今76篇。而“俳句”99篇、87篇。“能剧”36篇、22篇。甚至相比“寿司”也占优（155篇、67篇），《文汇报》第一篇出现“寿司”的文章发表于1972年9月，《上海市少年足球队在日本》。而在两报迄今所有的涉及到“日本”的文章里（《文汇报》115615篇万，《人民日报》133331篇），体育内容的占比约为15%。

不仅是在主流媒体，如果以百度搜索条数排列的话，“相扑”（1520万）依然高于“浮世绘”（1210万）“俳句”（265万）“落语”（245万）“能剧”（65万），比“寿司”（1960万）略少。

那么日本的人物呢？同样是百度搜索指数，“福原爱”1950万条，高于“安倍晋三”（1660万），远高于“北野武”（340万）。而微信指数的数据更有意思，10月22日“福原爱”高达876万，当天安倍晋三（2.2万）北野武（1.3万）村上春树（6.7万），前一天晚间福原爱宣布退役。而在从9月22日开始的90天内，安倍指数最高的是10月26日的57万，当天是安倍访华，而福原爱是736万。

主流舆论的话语方式与民间舆论出现了不同，体育的占比要比其他领域高得多。

福原爱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关注，成为中国长时间的“网红”？她与中国存在着强烈的羁绊，容易引发中国民众的共情——自幼由中国教练带教，长期来中国训练比赛，与中国体育界关系密切，能说流利的东北话，嫁给台湾选手等等。

一直以来，中国体育与日本体育存在着这种强烈的羁绊。乒乓的荻村伊智朗、女排的大松博文，在这些日后成为中国体育界旗帜的项目中，日本体育人是中国的前辈、带路者、朋友。中国大多数的体育强项，如排球、乒乓、体操，可以说都是沿袭着日本的道路发展而来的。

中国体育过去的核心训练理念“三从一大”（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坚持大运动量训练），出现在中国报纸上是1964年，与大松博文访华同年，早了几个月，大松博文至少是“三从一大”得以全面推行的一个重要佐证。而在这个世纪，中国体育界最有名的两位“魔鬼教练”，金昶伯是韩国曲棍球教练，井村雅代则是日本花样游泳教练。这两位对中国倾注了很深的情感。金昶伯曾在汶川地震时捐出了家庭的一半存款，而井村雅代则在2008年爆发“中国毒饺子”事件时召集了日本驻华记者，呼吁他们写出自己所看到的真实的一面。

“女排精神”出现于1981年11月17日，也就是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后，其实早在一年前的1980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就曾在头版的《把“苦练基本功”的口号重新叫响——论人才成长的基础》一文中使用过“大松博文精神”一词：“舍得吃苦，自觉吃苦，是练好基本功的真谛。大松博文训练日本贝冢女排的一条重要哲学就是：要战胜世界冠军队，和他一样训练是不行的，必须要加倍苦练。……正是这种“大松博文精神”，使贝冢女排横扫世界排坛，获得世界冠军的桂冠。”

这样的羁绊更体现在“乒乓外交”发生在名古屋，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冠发生在东京。

但今天中日体育还存在这样的羁绊吗？在福原爱之后，很难找到。羽生结弦今年冬奥会期间在中国的主流和民间舆论中很火，据说央视解说员的一段解说词“容颜如玉，身姿如松，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在日本也很火。这只是建立在对美好事物的欣赏之上，虽然汉语之美只有中日少数国家能欣赏，但这段解说词很难产生持续的长久的国与国之间的羁绊，可能几周后就不会再有人想起。

早年是日本高水平运动队、教练员来华传授经验，从80年代开始，则是中国大批运动员，乒乓、足球，前往日本发展或者说“淘金”。但这样的交流，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明显减少。可以说连福原爱，也只是近十几年来的一个孤例，另一位是执教中国花样游泳队多年的井村雅代。中日体育之间的情感联系，在今天，已经非常淡薄。出现更多的维度，是“相互竞争”。互相之间比赛碰面的机会越来越大，而如同过去的人才交流、经验交流却越来越少。

1982年中国体育记者代表团访日，人民日报记者陈兴贵写过一篇《日本体育界的焦虑》，内容很值得回味：

“近几年来，日本作为亚洲体育强国的地位，正面临着各方面的有力挑战。他们坦率地告诉我们说，他们正在忙着仔细地计算十一月在印度举行的第九届亚运会上，日本和中国各自可能获得的金牌、银牌、铜牌的数目，分析日本和中国究竟谁能居亚运会团体总分之首。展望前景，他们认为日本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谈及这些项目的成就和目前的境况时，日本新闻界同行有一种“俱往矣”的感慨。昔日在亚运会的优势，正随着中国体育全面走向国际体坛而日渐消失。曾经威震世界体坛的一些运动项目，近来也都相继被后来者赶上或超过。这一切，引起日本体育界的不安和焦虑，也引起国民和舆论界的很大关注。“

是不是这样的焦虑感导致了交流的减少，相信至少是原因之一。也可以看到，其实体育界的焦虑感来得比其他领域，如经济，要早得多。

而现在这样的焦虑，其实倒置了。中国体育界在担心东京奥运会，会不会出现被日本赶超的局面。中日两国奥运会金牌数从2008年的48比9到2012年的38比7，再到2016年的26比12，可以看出差距正在明显缩小。日本的几个准强项恰好是中国的强项，体操、羽毛球、乒乓，一旦在东京有明显进步，则直接缩小差距。加上新增项目、主场优势以及禁赛（中国里约举重5金，乒乓球4金，羽毛球2金）这样的意外因素，较大概率，日本体育能超越中国。

中国网络舆论的主要群体，没有经历过中国体育的重大滑坡。甚至连主流媒体界的一线记者，大部分都没有经历过类似兵败汉城这样的惨败。而在日本举行的大型运动会上，被日本超越，这对于有民粹倾向的群体，恐怕是很大的刺激。

上一次中国在日本参加大型综合性运动会，是1994年广岛亚运会。期间发生了一些引发舆论哗然的事，比如何智丽（小山智丽）。在那个中日关系很和谐（村上富市）的时期，大部分的指责针对的是选手个人。但如果发生在今天呢？2020年东京奥运会恰恰有这个可能——张本智和，这位2003年出生的华裔日本籍乒乓球选手，可能是目前在中国最有名的日本00后。大部分民间舆论对他并不友好，出于对他能力的焦虑，和对他移籍的天然的反对。一旦真正在世界大赛中击败中国乒乓选手，如果一些比赛中的细节再被放大，可以预计到届时会点燃舆论。

另一个可能存在的担心，是“台独”“藏独”等组织和个人可能引发的混乱。台湾“六合一选举”同时举行了“为台湾正名”公投，即以“台湾”的名义参加东京奥运会。虽然公投没有通过，但一旦有人在现场作出活动，可以预想会激发中国民间的巨大反感。对此，日本有没有做好准备呢？

从某种角度而言，体育新闻领域中体现出的中日关系，通常比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先行一步。而在目前中日关系向好发展但根基仍然不稳固的情况下，2020年东京奥运会，可能成为我个人比较担心的一个时间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