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主旨发言】沈雷:从体育报道的侧面看中日关系

2020/2/29    键睿智库   致力于围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在线上和线下搭建活跃的公共交流平台。

作者:沈雷 文汇报国际部主任

体育在主流新闻界的地位不高,至少在中国如此,属于“庶出”。但体育报道却是国际化和本地化结合程度最高的领域,既与意识形态无关,又与政治息息相关。从体育报道的角度来看待中日关系,是一个有趣的角度。


体育中所体现的文化传播力其实比我们通常认为的大得多,也广得多。比如,“相扑”一词,出现在《文汇报》上,1939年迄今共194篇,《人民日报》1973年迄今114篇。相比同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浮世绘”,《文汇报》1939年迄今214篇,《人民日报》1955年迄今76篇。而“俳句”99篇、87篇。“能剧”36篇、22篇。甚至相比“寿司”也占优(155篇、67篇),《文汇报》第一篇出现“寿司”的文章发表于1972年9月,《上海市少年足球队在日本》。而在两报迄今所有的涉及到“日本”的文章里(《文汇报》115615篇万,《人民日报》133331篇),体育内容的占比约为15%。

不仅是在主流媒体,如果以百度搜索条数排列的话,“相扑”(1520万)依然高于“浮世绘”(1210万)“俳句”(265万)“落语”(245万)“能剧”(65万),比“寿司”(1960万)略少。


那么日本的人物呢?同样是百度搜索指数,“福原爱”1950万条,高于“安倍晋三”(1660万),远高于“北野武”(340万)。而微信指数的数据更有意思,10月22日“福原爱”高达876万,当天安倍晋三(2.2万)北野武(1.3万)村上春树(6.7万),前一天晚间福原爱宣布退役。而在从9月22日开始的90天内,安倍指数最高的是10月26日的57万,当天是安倍访华,而福原爱是736万。


主流舆论的话语方式与民间舆论出现了不同,体育的占比要比其他领域高得多。

福原爱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关注,成为中国长时间的“网红”?她与中国存在着强烈的羁绊,容易引发中国民众的共情——自幼由中国教练带教,长期来中国训练比赛,与中国体育界关系密切,能说流利的东北话,嫁给台湾选手等等。


一直以来,中国体育与日本体育存在着这种强烈的羁绊。乒乓的荻村伊智朗、女排的大松博文,在这些日后成为中国体育界旗帜的项目中,日本体育人是中国的前辈、带路者、朋友。中国大多数的体育强项,如排球、乒乓、体操,可以说都是沿袭着日本的道路发展而来的。


中国体育过去的核心训练理念“三从一大”(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坚持大运动量训练),出现在中国报纸上是1964年,与大松博文访华同年,早了几个月,大松博文至少是“三从一大”得以全面推行的一个重要佐证。而在这个世纪,中国体育界最有名的两位“魔鬼教练”,金昶伯是韩国曲棍球教练,井村雅代则是日本花样游泳教练。这两位对中国倾注了很深的情感。金昶伯曾在汶川地震时捐出了家庭的一半存款,而井村雅代则在2008年爆发“中国毒饺子”事件时召集了日本驻华记者,呼吁他们写出自己所看到的真实的一面。

“女排精神”出现于1981年11月17日,也就是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后,其实早在一年前的1980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就曾在头版的《把“苦练基本功”的口号重新叫响——论人才成长的基础》一文中使用过“大松博文精神”一词:“舍得吃苦,自觉吃苦,是练好基本功的真谛。大松博文训练日本贝冢女排的一条重要哲学就是:要战胜世界冠军队,和他一样训练是不行的,必须要加倍苦练。……正是这种“大松博文精神”,使贝冢女排横扫世界排坛,获得世界冠军的桂冠。”


这样的羁绊更体现在“乒乓外交”发生在名古屋,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冠发生在东京。

但今天中日体育还存在这样的羁绊吗?在福原爱之后,很难找到。羽生结弦今年冬奥会期间在中国的主流和民间舆论中很火,据说央视解说员的一段解说词容颜如玉,身姿如松,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在日本也很火。这只是建立在对美好事物的欣赏之上,虽然汉语之美只有中日少数国家能欣赏,但这段解说词很难产生持续的长久的国与国之间的羁绊,可能几周后就不会再有人想起。


早年是日本高水平运动队、教练员来华传授经验,从80年代开始,则是中国大批运动员,乒乓、足球,前往日本发展或者说“淘金”。但这样的交流,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明显减少。可以说连福原爱,也只是近十几年来的一个孤例,另一位是执教中国花样游泳队多年的井村雅代。中日体育之间的情感联系,在今天,已经非常淡薄。出现更多的维度,是“相互竞争”。互相之间比赛碰面的机会越来越大,而如同过去的人才交流、经验交流却越来越少。


1982年中国体育记者代表团访日,人民日报记者陈兴贵写过一篇《日本体育界的焦虑》,内容很值得回味:

“近几年来,日本作为亚洲体育强国的地位,正面临着各方面的有力挑战。他们坦率地告诉我们说,他们正在忙着仔细地计算十一月在印度举行的第九届亚运会上,日本和中国各自可能获得的金牌、银牌、铜牌的数目,分析日本和中国究竟谁能居亚运会团体总分之首。展望前景,他们认为日本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谈及这些项目的成就和目前的境况时,日本新闻界同行有一种“俱往矣”的感慨。昔日在亚运会的优势,正随着中国体育全面走向国际体坛而日渐消失。曾经威震世界体坛的一些运动项目,近来也都相继被后来者赶上或超过。这一切,引起日本体育界的不安和焦虑,也引起国民和舆论界的很大关注。“


是不是这样的焦虑感导致了交流的减少,相信至少是原因之一。也可以看到,其实体育界的焦虑感来得比其他领域,如经济,要早得多。


而现在这样的焦虑,其实倒置了。中国体育界在担心东京奥运会,会不会出现被日本赶超的局面。中日两国奥运会金牌数从2008年的48比9到2012年的38比7,再到2016年的26比12,可以看出差距正在明显缩小。日本的几个准强项恰好是中国的强项,体操、羽毛球、乒乓,一旦在东京有明显进步,则直接缩小差距。加上新增项目、主场优势以及禁赛(中国里约举重5金,乒乓球4金,羽毛球2金)这样的意外因素,较大概率,日本体育能超越中国。


中国网络舆论的主要群体,没有经历过中国体育的重大滑坡。甚至连主流媒体界的一线记者,大部分都没有经历过类似兵败汉城这样的惨败。而在日本举行的大型运动会上,被日本超越,这对于有民粹倾向的群体,恐怕是很大的刺激。


上一次中国在日本参加大型综合性运动会,是1994年广岛亚运会。期间发生了一些引发舆论哗然的事,比如何智丽(小山智丽)。在那个中日关系很和谐(村上富市)的时期,大部分的指责针对的是选手个人。但如果发生在今天呢?2020年东京奥运会恰恰有这个可能——张本智和,这位2003年出生的华裔日本籍乒乓球选手,可能是目前在中国最有名的日本00后。大部分民间舆论对他并不友好,出于对他能力的焦虑,和对他移籍的天然的反对。一旦真正在世界大赛中击败中国乒乓选手,如果一些比赛中的细节再被放大,可以预计到届时会点燃舆论。


另一个可能存在的担心,是“台独”“藏独”等组织和个人可能引发的混乱。台湾“六合一选举”同时举行了“为台湾正名”公投,即以“台湾”的名义参加东京奥运会。虽然公投没有通过,但一旦有人在现场作出活动,可以预想会激发中国民间的巨大反感。对此,日本有没有做好准备呢?


从某种角度而言,体育新闻领域中体现出的中日关系,通常比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先行一步。而在目前中日关系向好发展但根基仍然不稳固的情况下,2020年东京奥运会,可能成为我个人比较担心的一个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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